【台北市】紀州庵，同安街1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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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州庵，同安街107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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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亭捷運站2號出口出站後，循著路幅稍窄，缺少寬闊步行空間的同安街，一路往水源快速道路方向走去，在街尾可見一座天橋，在天橋旁榕樹林蔭處，以鋼骨浪版所圍蓋的建築物，就是紀州庵。登上紀州庵旁的天橋眺望，新店溪自公館方向溶溶洩洩而來，在中正橋前後轉了個彎向萬華方向而去。紀州庵依傍著大河，卻不見水天之遼闊，在堤防內隨著快速道路車輛疾駛的震動，晃動著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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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舒國治在他書寫記錄台北由水城變成陸城的《水城臺北》一書中，曾這樣勾描記錄了紀州庵：「君不見前幾年才因 火焚而毀的同安街底（緊貼水源路）那一兩幢二層黑色木造日式樓閣房子，顯然六、七十年前建之於此，何嘗不畏於水淹，實是為了憑臨河岸眺賞水景之怡心悅目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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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散文家王盛弘在《十三座城市》也曾記下：「紀州庵是日據時代料理屋，原址原有八家，目前僅存一家，旁有民宅一戶，居住環境很簡陋；我透過鐵皮圍籬窺看建物內部，那態勢並非等著要維修，而根本就是放棄了，任其毀損、隳壞，好像不肖兒孫對待癱瘓老人家，只差沒有動手了結脆弱的生命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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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州庵與河景間的眺望關係、紀州庵的頹圮、乃至於作家描述討論紀州庵，彷彿都圍繞著這個老房子的外在，而這個老房子究竟是怎麼樣被建造的、作為什麼用途、又是經歷了什麼樣的人為作用至於今日的模樣、而為什麼又會一再地被描述與記錄、甚至紀州庵為什麼被命名為紀州庵，這種種的問號彷彿都無意間暗示了紀州庵這座老房子曲折的身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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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位處在大陸邊緣，始終是各種勢力所往來必經之途，因而總是在不同的時空中有著不同的名字。西元1895年，清光緒21年，明治28年，這三個不同的紀年，讓我們參照著百餘年前的台北，在那個歷史更迭的重要瞬間，大清帝國、台灣民主國、日本國，短短的幾個名字，在這個片刻起落，平松德松，這個來自日本關西和歌山地區的年輕人，與岳家場喜兵衛以及他的妻子，跟著日本軍隊占領台灣的腳步來到這個陌生的海島，這個新占領的淘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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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日軍占領全台的軍事行動仍在推進，然而台北城這頭的各項建設規畫工作卻已展開。那年平松德松在台灣第一份事業：「紀州庵」開業了，在台北這個異地，以家鄉命名自己的料理屋。紀州，約莫是今天日本和歌山縣一帶，位於紀伊半島、大阪市南方，是關西地區南端的一個地方。雖然紀州位處關西，然而紀州庵卻是以關東料理為主，且紀州並沒有特殊的代表料理，細想平松取名的緣由，也許並非是要凸顯料理的地方性，倒是可能想藉由「紀州」一名來緬懷自己的故里，這也可從平松家族自台返日後，仍回到原鄉定居可以窺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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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紀州庵」本店位在若竹町，約是在今天西門町南側，貴陽街與長沙街之間，離西本願寺不遠。剛開業那幾年還可以見到台北城的舊城牆，沒幾年城牆換成了「三線路」，本店除提供周圍隨軍隊移住來台的日人消費，伴隨著城牆改建道路、城內外的交通便利之後，整個平松家的事業也越來越興盛，家中人丁隨之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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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松家族自德松起，在台灣共計三代人。先從平松德松的岳家談起，岳家姓「場」，當初平松德松的丈人是隨著領台第一任總督樺山資紀以「軍屬」身分來台，在日本場家族的家業為「大工」，已有相當的建築經驗，在日軍占領台灣初期應當是非常需要這樣的經驗。而平松德松在台灣50年期間，共育有四子，長子泰藏、二子榮、三子重雄與四子勝治。戰後離台時，整個家族的第三代都已屆青壯。除了本業料理屋之外，德松的四子勝治也曾經營台灣帝國大學餐廳，這也反應整個家族在台灣發展事業的興盛。根據家族後人對平松德松這位大家長的描述，他喜愛欣賞日本藝妓的舞蹈表演，也熱愛拍照，這也為紀州庵演變留下了不少珍貴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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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松家的茁壯，伴隨著來台日人增多，料理屋經營蒸蒸日上，許多解鄉愁的飲宴活動也隨之活躍起來，除了陪酒的酌婦外，藝妓表演也從日本「內地」跟著移入，伴隨著淡水河的航運以及都市的擴張，平松家也不再侷限於本店的視野，平松德松決定在川端町（位於今日金門街到廈門街之間，汀州路以南至新店溪畔這個範圍）成立紀州庵支店，就在紀州庵本店開業20年後的1917年獲得營業許可，是今日城南的紀州庵發軔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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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松家族最早在新店溪畔興建的「紀州庵支店」，是一座兩層木構茅草屋頂的餐廳，二樓約與土堤頂等高，以數座木橋連接，稱之為本館。這時候的紀州庵充滿著野趣，門面也稍嫌簡陋，顯示在支店經營初期，平松家在這個陌生環境摸索經營方向。而隨著經營逐漸起色，陸續擴大興建了本館東側相連的二層樓木構建築，屋瓦也改磚瓦。新店溪畔除了紀州庵外，還有新茶屋、清涼亭、馬屋支店、樂水、清月等料理屋；當河畔飲宴休閒的風氣逐漸形成後，平松家族對於支店經營也漸趨明朗，除了向東購併了鄰地外，也翻修了料理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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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松德松在妻弟場雄吉的協助之下，於1927至1928年間改建了本館，並且擴大整個營業的規模，新建了離屋與別館。本館樓高三層，地面層為鋼筋水泥造、二樓與三樓為木造，在空間的安排上地面層主要為居住空間，作為料理屋幫傭與平松家人的住處，二樓是主要出入的門面，以水泥橋連接堤防頂，並以石材裝飾橋面，作為主要迎賓的通道，家人與服務生則是由本館東側的木橋進出，從動線上區隔了不同的使用者。本館二樓空間分割較為零碎，包含了客室、帳場、調理場與平松家族的居住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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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館的三樓採取大廣間（中間不落柱且開敞的空間）設計，約莫有100疊榻榻米（相當於50坪），東西長、南北向略窄的一個平面空間，兩側各有二間寬（約3.6公尺）之走廊，整個建築物突出在河岸的堤防上有兩層高，不難想像當時從本館的三樓眺望出去，可以見到新店溪的沙洲上的秋芒、堤外的跑馬場與遠方水源地（今公館），整個河岸水景盡收眼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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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館背向堤防的一側，以過廊連接的是一層樓的「離屋」，其為南北長而東西窄的長條型空間，可用拉門區隔成五個小的空間，而當拉門去除後，是一個約莫60疊榻榻米大小的廣間，這也就是今日紀州庵僅存的建築物。在這個沒有自然美景的飲宴空間，平松家透過庭院空間的安排，也創造了別具風味的飲宴環境，除了室內頗具特色的扇型窗，於離屋西側（今鄰同安街一側）營造了一個水池，周圍遍植松樹、山茶花、榕樹、杜鵑，透過花木、石與水等空間元素，創造了一個精緻的內院，而離屋東側（今離屋至停車場間草坪）則以一個開闊的草坪空間，讓整個視覺延伸，從兩側不同的空間景觀，創造了飲宴環境的不同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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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州庵整個料理屋以竹木混編的柵欄圍繞，沿著庭院的邊緣除了種植各式喬木、灌木外，還錯落布置了大小不一的山石與兩座木構的涼亭，遼闊的庭院除了具有景觀功用外，也作為舉辦戶外大型宴會的場所。在庭院的東側也興建了「別館」，據平松家的後人回憶，別館內分為兩個客室，每個客室約20～30疊榻榻米大小。一位居住在紀州庵附近，曾進入紀州庵料理屋支店的賴老先生指出，別館作為招待貴賓使用，為當中消費等次較高的客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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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州庵料理屋支店除了臨水岸的建築特色外，在飲食素材上也與新店溪息息相關，其特色料理之一就是隨時節供應的香魚（鮎魚）料理；另外料理屋也衍生出料理之外的經營項目，如兼營貸船（出租小船），以及貸網（出租網具）。此外，平松家擁有「屋形船」（3～4艘，每船約乘30人），來客可於船上飲宴，並一邊捕撈鮮魚作料理，服務生與藝妓也會隨船服務。待客船返回紀州庵後，客人下船再入店內洗浴，然後繼續召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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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夜晚就是紀州庵最熱鬧的時分，來客絡繹不絕地搭著人力車從城中來此，從堤岸入口進入紀州庵，先在入口處登記，然後開始乘船遊賞或入內飲食。紀州庵最繁盛的時期約有女服務生30名，廚師3～4名，另有船夫和撈魚人各3～4名，忙碌之時另聘有臨時雇員，飲宴當中亦可召藝妓共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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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族的分工上，平松德松將紀州庵本店委由其長子泰藏、三子重雄經營；二子榮和四子勝治協助分店經營，1937年至1938年間長子泰藏去世後，整個家族與事業的重心就逐漸遷徙至支店，本店也在不久之後停止營業（1939～1940年）。隨著太平洋戰爭日趨緊張，紀州庵支店也於戰爭期間停止營業，原本提供遊賞或舉辦餐宴的庭園和建築因為城內的醫院遭美軍轟炸毀損，成為暫時安置傷患之處所。1945年，太平洋戰爭結束，日軍戰敗，紀州庵又臨時地作為日人暫居所，戰後未被遣送回國的部分日人被安置於此。風光一時的紀州庵也隨著平松家族離開而逐漸被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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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州庵所在的川端町在國民政府接受之後，改隸屬為古亭區，這個台北城南的區塊，在日據時代被規畫為住宅區，挾著鄰近政治中心與台大、師大兩所重要學府的地緣關係，成為官舍與宿舍集中的區域。由於日據時期按官階高低而分配不同的宿舍單元，至今在福州街經濟部附近，包含台大校長宿舍在內仍有一大區的日式宿舍群。而在南昌路上的陸軍聯誼廳，日據時期是「軍司令官官邸」，光復後作為陸軍總司令官邸，除此之外，鄰近牯嶺街上亦有何應欽將軍的故居，可惜該宿舍土地已為國有財產局所拍賣，現正建築新的豪宅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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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南從日據時代起，一直到國民政府來台之後，都是作為行政機構的宿舍區，如台灣省政府底下的各機關：警察局、社會局等等，都是國民政府接收日本總督府財產後，重新分配使用的結果，當然紀州庵也不例外，在光復之後紀州庵整編為省政府合作事業管理處與社會處的員工眷屬的「第一宿舍」，依職等分配於不同的建築，這也就是小說家王文興在台北成長的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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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有料理屋的空間轉變為宿舍，進住的人員一方面按照原有的格局分配住所，另一方面也依照各戶的需求分割、改造空間，除了紀州庵原有的建築物外，在北側原來庭院的部分，也搭建了臨時的住所，加上家戶私領域的逐步成形，竹籬笆分割了原有的空間，只留下一條供通行排水之用的巷弄，紀州庵整個環境大概區分成三個地塊，一是本館與離屋，因居住的戶數多、分割的單元小，主要都是循著舊有紀州庵建築劃分各戶的居住空間；二是別館，因當時分配的職等高，每戶的單元面積大，逐漸形成獨門獨院的住宅；最後一個區塊便是光復後增建的磚構平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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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戰後開始作為宿舍使用起，紀州庵作為來自不同地方的公務人員與眷屬的居住空間，原來庭院裡的矮叢，慢慢長成遮蔭的大樹，樹木夾在某戶人家的圍牆裡頭、不見天日的後巷或者是門戶左右，成為水泥化都市當中少有的綠蔭環境，也因為長時間作為公有宿舍，紀州庵周邊的土地始終沒有私人化，闢建新的住宅公寓，也保留了戰後某些時期的居住文化，特別是在這樣空間裡頭生活、成長，對於日式空間都有特殊的記憶，一如必須踏上大石頭或階梯才能進到房子、要適應拖拉式門、室內室外鞋有嚴格區分、小孩子鑽到房屋基礎玩躲貓貓等等，作家王文興就曾提到，由於宿舍天花板以上的空間是連通的，半夜往往會聽到貓捉老鼠的追逐腳步，乒乒乓乓地從這一戶的天花板到另一戶的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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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築物因使用者不同而轉變外，新店溪河畔的風光與活動也隨著都市發展而轉變。在日據時期，紀州庵鄰近的廈門街與川端橋（今中正橋）一帶，已是重要的休閒場所，除了料理屋之外，也是戲水休閒的地方，從平松家經營的出租小船可見一般。光復之後，新店溪在廈門街底往東到紀州庵的這一段河岸，仍是市民平日休閒重要的去處，如「螢橋游泳場」。按照舒國治在《水城臺北》對此地的描述，遊人可搭5路、13路、18路公車，過螢橋與萬新鐵路來到新店溪畔，或可租一席帆布躺椅，欣賞河景，或在河畔的「廣寒宮」聽聽反共歌曲、流行歌曲。

這樣的休閒環境也隨著都市擴大，河川水質受到生活與工業廢棄污水的污染、主要取水區往更上游的新店、烏來轉移，中正橋下這一泓淺淺的水潭很快地就被更上游的碧潭取代，當河川污染甚至是淤塞，河川成為都市的負面空間，失去了原有的親水性與水岸活動。防堵性的堤防越拉越高，展示科學計算的200年防洪線，原本只一層樓高便可跨越的堤防，轉眼拉高到三樓高，新店溪畔這一排的房子也不再從堤頂道路出入，取而代之的是車輛疾駛通過的快速道路，紀州庵被淹沒在新興的公寓大樓當中，黯然地從水岸的舞台上謝幕。

2002年底，距離「社區總體營造」這個概念被提出的時間，剛好10年。而文化資產保存運動也伴隨著公部門有意識、有計畫對社區提供資源，使許多被忽視、甚至即將淪為環境發展祭品的建築或空間得以保存。空間的保存在部分地方社群再組織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空間的保存往往暗示了儀式活動的延續、共同文化記憶的再活化，甚至勾喚過去共同勞動、生產的記憶，對於非都會地區，社區營造與文化資產保存往往是一體的兩面，亦即保存了重要的文化資產，也意味著社區內人群關係的變化，無論是使其分裂或重新凝聚。

對於位於都市發展既成地區的紀州庵，在保存與發展之間也曾經有過激烈的對話。2002年底，當時台大城鄉所碩士班一年級學生必修的實習課程，對台北市中正區內環境特有的資源進行調查，彼時紀州庵周邊正計畫按都市計畫開闢停車場與道路，公部門已著手辦理相關作業。當時就有停車場用地上的居民邀請當時台北市第一任文化局長龍應台前來踏勘道路用地上的老樹，希望藉由老樹的保存而暫緩整個進程。然而台北市停車場管理處開闢計畫卻已完成用地上違章住戶拆遷補償金的發放，停車場開闢勢在必行。

地方上對於停車場開闢主要是持正面支持的態度，里長就認為能有建設就應該積極爭取，避免拖延預算執行而錯失機會，甚至社區中的退休公務員也認為藉由停車場開闢可以實現「汽車退出街道」，然而通過公共資源投入解決私人停車的問題這樣的思路今日看來確實有所爭議，但對於河濱老舊社區，停車場這類公共設施的開闢確實是有環境更新上的誘因。

對於城鄉所與其他社區居民而言，紀州庵這個綠蔭的環境，在水泥叢林的都市環境當中確實給人一種自然恬靜的氛圍，當時對於紀州庵環境的背景也僅僅是從社區耆老口中略有聽聞，然而對於料理屋曾有的輝煌，仍所知有限，也因此最初的保存運動有生態保存的傾向，特別是對紀州庵周邊二十多棵大小樹木，先是通過台北市文化局的老樹保護條例，寄望得以群落保存，同時居民也接受停車場開闢的不得不為，但仍要求樹木在過程中要被妥善對待，同時也應減少對於現地文物的破壞。然而停車場動工後，卻引來社區居民的反彈，主要是現地拆除過程的粗糙、完全忽視老樹各項保護措施，在各方輿論壓迫下，停車場被迫從原先規畫的50多個車位，縮減為28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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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居民而言，單純的老樹保護難以引起這麼大的共鳴，在保存過程當中對於紀州庵的想像也一度停留在耆老描繪的「藝妓館」，而使得對於紀州庵保存後的再利用成為過程中必須面對的課題。在城鄉所學生對地方居民的調查中，意外獲知有某小說家曾居住於此，經過學生的探索，就王文興小說《家變》的場景，找到了紀州庵的可能性，再從王文興先生口中得知，紀州庵是他8歲至27歲間成長的居所。

這一項發現讓城鄉所學生對小說、散文裡時空閱讀的想像拉入一個真實具體的場景，不僅是《家變》、余光中記述廈門街舊居生活印象的〈聽聽那冷雨〉、〈伐桂的前夕〉、〈記憶像鐵軌一樣長〉，也曾經是社區生活的場景。不僅如此，在台灣文學出版史上不可磨滅的「爾雅」、「洪範」兩家出版社，就在紀州庵不遠處的廈門街113巷，這些文學作家與出版社宛若鄰居一般親密的空間關係，似乎隱隱描繪了另外一些故事。

對於紀州庵本身而言，文學與建築本身的連結只是歷史當中的偶然，但在現實保存運動中，由於小說文本的描繪，卻打開了紀州庵保存重要的新路，從對都市綠地想像保存的「同安森林」（同安街上的老樹群），轉化成為「台北文學森林」，藉由與文學連結，保存運動不再只是單純的環境保護運動，同時也連接上文學出版與藝文界，這一突破也使得紀州庵的保存獲得更多的支持。紀州庵在2004年由台北市政府指定為市定古蹟，連同其周邊共有10株老樹列為台北市受保護老樹。

在這個保存過程中，參與的城鄉所學生在角色上有時作為公部門與民眾間溝通的橋樑，大部分時間都是與社區民眾站在同一個陣線，協助社區居民擬定保存行動的方針、協助相關的工作。保存運動得以順利進行，與社區當中居民自發地組織起來有重要關係，從最早「同安文化森林促進會」乃至於後來的「台北城南水岸文化協會」（以下簡稱協會），許多社區居民犧牲平日上班以外的時間，甚至是舉家出動關心社區的議題，再從議題到活動的舉辦。在這個過程當中，這群家住水岸旁的市民從相互不認識的鄰居，一路到為古蹟保存而連結起來，甚至最後還對台北市的水岸空間起了一點作用，這是最初大家始料未及的。

協會在2005年邀請了余光中、王文興與隱地等幾位文學界重量級的作家來到社區，參與「音樂與文學相遇在紀州庵」的活動，透過當時市長政策的宣示，更確立了紀州庵將來作為台北重要的文學空間發展。協會同時擴大關注社區與水岸環境的連結；對於居民而言，在探索紀州庵的歷史中重新找到了社區與河岸曾有的緊密關係，包含視覺景觀與休閒生活空間的兩種意義，透過紀州庵的修復，期盼能跨越堤岸水泥高牆的圍閉，重新找回屬於人與自然環境的連結。

紀州庵雖獲得市府政策支持得以保存，並有明確的再利用用途，但紀州庵仍是隸屬於內政部中部辦公室所管轄的宿舍，而當中仍有一戶現住戶搬遷的問題懸而未決，一來是住戶不願意接受相關補償措施，二來古蹟管理單位與使用單位間始終無法同步。紀州庵住戶自行搭建的鐵皮圍牆外還曾遭人噴漆寫上「古蹟≠廢墟」，台北市政府除了加蓋了鋼構棚架保護外，也編列經費先行新建了「紀州庵新館」，將於2011年底前正式開幕，由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進駐經營。隨著新館開幕在即，現住戶搬遷也進入司法程序，相信紀州庵修復與風華再現的那日，也應該不遠了！

文字資料來源：http://www.kishuan.org.tw/page/?p=about_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