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事件】二二八事件

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至5月間發生的大規模衝突流血事件。該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翌日並觸發台北大批市民的暴動、示威、罷工和罷市。同日，居民包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抗議，遭駐署的衛兵攻擊，從此該事件由請願轉變而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觸發由國民政府接收台灣後所累積的省籍、族群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最終導致國軍部隊鎮壓。此事件中，造成許多傷亡；而死亡人數有少於一千人至萬餘人乃至數萬人的概估。

由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官方與名學者支持組成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主因是：當時統治台灣的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不當及不講求改革之道、事件後擴大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而該鎮壓行為亦造成二二八事件影響台灣長達數十年。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不過仍為日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興起的原因之一。

 
聚集在專賣局台北分局門口的群眾。時間為1947年2月28日

 
專賣局台北分局所在重慶南路的現狀，(圖中左起第二棟彰化銀行)

背景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戰敗無條件投降，向美中等盟國移交戰爭中的佔領區。1945年9月9日，在中國大陸地區，中華民國政府派何應欽在南京接受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降書；當時戰敗國日本由美國接管，因此臺灣便在美國任命的盟軍太平洋司令麥克阿瑟的指示下交由中華民國政府進行接管。中國在當時陷入國共內戰。由於國民政府財經政策在1947年之後失當、貪污問題日益加劇；在戰場上東北戰略失算、國民黨軍逐漸陷入被動，相較之下共產黨勢力則越來越龐大。在中國本土，中央銀行先後發行的法幣，金圓券幾近崩潰。

原因

台灣產業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遭受重創。戰後台灣農業產值只有1937年的49％，工業產值則不到33％。此外學校、商店、工廠、醫院、鐵路、發電廠等建設也受到戰火嚴重破壞。加上日本政府停止台灣人儲蓄金歸還申請，債券成廢紙，造成金融物價秩序混亂。國民政府接管之後又大量印製鈔票，並將民生物資運往中國大陸以資助國共內戰，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後來的幣制改革中，1元新台幣換四萬舊幣）。政府一方面接收原屬日本人與殖民政府的財產，並拆裝賣往中國。另一方面，延續日本殖民政策中的專賣制度，壟斷如煙、酒、糖、樟腦等的買賣，並利用各種關係排擠民營公司。並積極實施嚴格的經濟管控措施，壟斷了台灣與中國大陆貿易的經濟管道。

接收台灣初期的政府官員有嚴重的官僚作風與貪污問題，軍隊則是軍紀敗壞，例如偷搶，坐霸王車、吃霸王餐。此等缺點與日治時期日本官員的高行政效率、紀率嚴明成為強烈對比。除此，接收台灣之外省籍公務員涉足不良場所、不守紀律也常為媒體所記載。至於軍紀方面，則時有強買勒借，乃至姦污婦女，動輒開槍傷人的行為。

當時台灣剛經歷五十一年日本統治，四處皆可見到日文，舉目皆是日本風味，甫歷經中日八年戰爭來台的中國人對於當地文化感到適應不良。從1942年1月以降，日本政府實施志願兵役，雖然台灣人有權利不選擇參戰，卻出現踴躍投軍的現象，1943年自願提出申請人數達60萬以上，許多大陸人因此遷怒於台灣本地人。 有一些台灣人在戰後被視為漢奸，並受到緝捕。陳儀的長官公署與當時握有控制權的中國大陸人士台灣人不信任，認為台灣人被日本「奴化」，這些誤解造成當時的台灣人無論在社會權力或工作職位上均受不公平對待，即便台灣人士有所辯駁。文化界和學生曾展開要求民主與經濟改革的活動。對此，陳儀為首的主政當局採取了『寬輿論（政治），緊經濟』的政策。一方面並未嚴格禁止批評時政的言論，但同時也未採納意見。

 
戰後初期台灣銀行所發行的「台幣一百萬元」本票

事件經過

導火線與台北的動亂

228事件起始點：南京西路與延平北路交接的現況

2005年底被拆除殆盡的原天馬茶房舊址；空地上掛了條『向228英靈致敬』的布條。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點半左右，「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馬茶房前（今延平北路附近），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查緝員沒收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而林婦表示家計困難而跪地求饒。但是查緝員一直堅持不讓步，使周圍民眾越聚越多，之後林江邁被查緝員葉得根以槍托公然擊傷頭部。民眾目睹此景後，因憤怒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等人開槍示警，卻失手擊傷了市民陳文溪(當時年僅約二十歲，次日死亡)。隨後查緝員逃至永樂町派出所，後轉至警察總局，激憤的群眾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由於警察局長官包庇下屬，民眾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隔天2月28日，因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區展開罷工、罷市，許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還要求公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群眾抗議中，發生零星焚燒事件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後抗議群眾集結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門口請願示威，過程中公署衛兵對市民無預警開槍掃射並造成傷亡，使民眾情緒更為激昂。抗議民眾因此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至此，長期對中華民國政府不滿情緒，加上臺灣行政長官處理不當，因而從3月1日起，終於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

初期的政治交涉與武裝衝突

一般認為，二二八事件初期本質是一年半以來的積怨所爆發出來的排斥外省人暴動。之後所稱的反抗大致上循著兩條同時發生的路線在進行：一為「政治交涉路線」；另一為「武裝抗爭路線」。一方面，台北與台灣各縣市的各級民意代表及社會名流，紛紛組成「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和行政長官陳儀展開協商談判，並對陳儀提出逮捕貪官污吏、廢止行政長官公署、實施自治、在行政、司法、軍事各方面起用台灣人等要求。

陳儀以軍警開槍射殺民眾。各地起而反抗，台灣領袖謝雪紅在台中以「推翻國民政府」作為號召，發動反抗的二七部隊最為有名，各地的反抗也以這支勢力維持最久。此外，較有規模的衝突還有嘉義水上機場與紅毛埤軍械庫的戰鬥、高雄駐軍與反抗勢力的衝突。台灣西部地區的衝突較為嚴重，東部地區則大都只有小騷動。

依照李筱峰的研究，二二八事件初期出現許多台灣人遭到屠殺的事件

高雄的軍事鎮壓

由國民黨軍隊操作、架設在救火車上的機關槍。當時服務於聯合國的Dr. M. Ottsen在台南親眼看到該事件的發生。詳細拍攝日期不詳。

3月2日—3月4日間，已經有來自台北與台南的人士進入高雄，發生武裝反抗國軍衝突。3月5日，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開始對高雄市區展開砲轟與掃射，並在3月6日派遣軍隊攻擊高雄市政府、高雄車站與高雄第一中學（今 高雄中學），除了平民以外，也有多位高雄市議員在這場攻擊行動中喪生，或是被逮捕後處死。

國軍部隊抵台鎮壓

陳儀表面上對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做了一些讓步，如解除臨時頒布的戒嚴令。但事實上陳儀在致蔣介石電函中以「台灣民眾缺乏國家意識，易為排斥外省人的封建思想所惑」、「有組織叛亂行為」、「獨立等叛國」、「對於奸黨亂徒須以武力消滅」、「有政治慾望之人士，高唱大台灣主義，冀達台人治台之目的。」為理由，暗中要求國民黨中央緊急派兵前來台灣鎮壓。3月8日，蔣渭川等人致電國軍三軍總司令蔣介石，說明實際情形並請求暫緩派兵，然而南京方面並未查明實情，即火速調派由劉雨卿率領的國軍第21師部隊抵台戡亂，該隊由基隆及高雄上岸，進行南北夾抄鎮壓，台灣全島頓時陷入血腥整肅的大屠殺，各地對國軍的反抗勢力迅速潰敗，連擁有警察武裝的台中「二七部隊」也無法有效抵擋，只能撤退至中部山脈入口南投縣埔里鄉並自行解散。與此同時，許多本省籍的菁英如省參議員王添灯、畫家陳澄波、台大文學院院長林茂生等人均於此波攻擊行動中慘遭殺害。

經過一週的掃蕩及鎮壓後，國防部長白崇禧於3月17日奉令來台宣撫，宣告軍事行動暫告一段落，並聲明政府將以和平寬大的方針處理，除奸徒共黨圖謀不軌者決予嚴懲外，其餘一律從寬免究。

清鄉、掃蕩與屠殺

雖然各種針對社會名流、鄉紳和異議人士的捕殺行動表面上也暫時結束。但實際上政府在台灣各地才正式展開縝密的清鄉工作。4月11日，台灣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出面揭舉「奸黨全部陰謀」，同時強調綏靖工作將於月底前完成，官方同時並訂頒連坐辦法以肅清切反對勢力。在此次行動當中留名的受難者，大都死於3月到5月之間。之後零星的鎮壓繼續持續了大約9個月，許多被捕的嫌犯皆被冠上叛國罪，因而受到刑求而槍決，其中堅不認罪者死前皆體無完膚。在4月18日，陳儀發布「二二八事件首謀叛亂在逃主犯名冊」，其中包括謝雪紅、廖文毅、蔣渭川等共30個人。直到5月16日政府才解除戒嚴，但是仍然有零星的事件發生。

在基隆和平島的沖繩人聚落，約有30餘名在國民軍隊上岸後的掃蕩中遇害。

各族群在事件中的角色

台灣原住民的參與

二二八事件中也有台灣原住民參加反抗，鄒族參與進攻嘉義水上機場是其中一例。1947年3月1日鄒族的青壯年，晚上11點左右開始從樂野出發，走向觸口。當時集合了所有鄒村落中，各派出所的槍枝及平常打獵用的獵槍，還帶了山刀。鄒族人花不到一小時的時間攻下紅毛埤軍械庫。並進而圍堵嘉義水上機場。之後由於主戰、主和意見分歧，高一生便下令鄒族部隊撤回山上。

本省人與外省人的衝突

雖然事件發生時的主要抗爭目標是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但是由於外省人大多居於主管或等級較高的職位，因此將腐敗官僚趕出政府的訴求轉變成為打倒外省人的行動。此外反抗行動當中可能也有流氓地痞參與，甚至擴大事端以致於最後傷及無辜本省人。

影響

根據李筱峰的研究，在此次事件中，不論是政治交涉路線，或者是武裝抗爭路線，他們在事件中所提出的訴求，事實上都僅止於「高度自治」而已，在國家認同的層次上，基本上仍以中國做為認同的對象。但是，在這次事件以後，面對國民黨政府針對台灣的高壓統治，台灣人和外省人之間的仇恨逐漸加深，部份台灣人漸漸產生想要追求獨立國家的想法。因此二二八事件可以說是戰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例如台灣獨立運動開創元老廖文毅與廖文奎兄弟。美國學者Meisner表示：「『二二八』一詞，不僅僅是海外流亡之台灣獨立團體的口號，更是喚起所有已成年台灣人之個人悲慘經驗的一個象徵。」很多人認為：二二八事件是台灣史上，死傷最慘最多，影響最深廣的歷史事件。「二二八」已成為台灣人共同的夢魘、族群的共同潛意識；台灣人的意識、精神、情操、人間形象、人生理想，藝術創造，價值觀念等等，都隱含了「二二八」的因子。

 
二二八紀念碑

 
二二八紀念碑內部之甕與手印

因為二二八事件多少牽涉到國籍問題，不少老一輩的臺灣人將這次悲劇歸納為外省人的欺壓，而在二二八死亡陰影及後續長達38年的白色恐怖之下，對此事件敢怒不敢言。另一方面，在外省人為主體的中華民國政府將事件等同為共產主義、台獨，造成外省族群對事件的負面看法。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外省人在公家機關依然受到優先錄取，並在商界得以先獲得有利消息，也導致本省人在婚姻上、就業上對外省人的排斥。二二八事件爆發，張英超之父張月澄和「基隆顏家」顏國年的兒子顏滄海是少數被釋放知識份子，張月澄在拘留所時曾親眼見到林茂生和陳炘，最後兩人都在事件中慘遭殺害；對此張英超表示：「二二八的影響確如一般所說，台灣的菁英階層頓時噤若寒蟬，心態上混合了恐懼、絕望和不屑，瞬間從公共事物的領域退縮，對政府工作不再感到興趣。……當他（張父）發覺同時代的知識菁英朋友消失無蹤時，他也對生命的熱誠摯意消褪殆盡，他的餘生從此在孤獨的書房度過，不再與外界接触，也不與家人多說一句話，過著自我封閉的日子。」。

二二八事件造成台灣人對於軍公教相關行業的畏懼及怯步，因而造成台澎地區軍公教人員以外省籍比例較高的現象。

台灣人民在遭遇二二八事件後，參與政治的熱情大幅滑落，許多知識份子不再談論或涉足政治，而國民政府藉此加強對台灣地方的控制，結合地方派系擔任地方官或提名參選民意代表或操控人民組織（如農會、漁會、水利會），結合地方政府機關與國民黨地方黨部，以賄選買票來左右選舉，職位分贓來鞏固地方派系，形成黑金勢力，也是今日台灣黑金政治的遠因。近年來這些族群問題愈來愈激化，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隔閡仍然存在於大部分台灣人的心中，並表現在言論和行為上，可見此事件對台灣有著深遠的影響。

文章出處
http://zh.wikipedia.org/wiki/%E4%BA%8C%E4%BA%8C%E5%85%AB%E4%BA%8B%E4%BB%B6